“朋友啊，朋友,你可想起了我！要是……”，每当我扯着脖子，学着臧天朔的公鸭嗓喊这首歌的时候，女儿都会在一旁大笑。她笑什麽？是这沙哑的声音？还是那喊歌时梗着脖子，晃着脑袋的“黑豹“歌态？我没问过，也没想问。因为此时我正在回忆中，借歌发泄，发泄这生活中的对我儿时朋友的不平。

小平，大名余吉平，是我的发小，比我长一岁。但他十几年前就“走”了。听说是死于酒精中毒的肝硬化。凭着我的记忆，从他那永远忧郁的眼神中，我想不出能有对酒当歌的他，那也就只有借酒浇愁他了。

我和小平住在同一个院里，打我能记住朋友开始，我们就是一起玩的朋友。院里的同龄上下的孩子有七，八个，可能在我心里认作为朋友的唯他一个。他不是那种人们常说的“拔刀相助“的铁哥们，而是一种心地善良，长兄式玩伴。

我很少见他透心地高兴过，这也难怪，他家五口人，做饭，吃饭，活动都挤在一间12平米的小屋里。他父亲是位区税务局的小职员，母亲是个小学教师。他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可家里的活却都落到了他身上。从二年级起，他就给全家做饭了。我们去找他玩，经常要在他家等他蒸完窝头，洗完菜，才能得空。那时候做个饭，可没现在这麽容易。首先要生炉子，用纸和劈柴（小木条）点底火，然后一点点地往上加煤球，煤球加快了，或底火不够壮，炉火就起不来，有时要点两，三回才能成功。这边点着火，那边就要开始用温水和棒子面。等炉子起来了，面也省到了时间。这时赶紧把蒸锅放到炉子上，然后开始撮窝头，等锅一上气儿，（就是锅里的水开了）再把窝头一个一个地摆上笼屉，蒸。有时为了能让他快点脱身，我们就帮他干，但撮窝头，他从来不让我们插手，可能是嫌我们的手不干净吧？那时的北京冬天很冷，凉水洗完菜后，他双手冻得通红通红的，再让寒风一吹，手上经常裂着大口子，血赤呼拉的！要是哪天吃切面（直接到粮店买的），那他可算是解放了。可那年头儿，细粮的定量极少，一个月也吃不上几回白面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呀，天天如此，直到他十六岁离家插队去了内蒙草原。

小平的父母都抽烟，喝酒。“小平，给你妈（爸）点颗烟去“，“小平，上西口打点酒去“。这是我在他家常听到的吆喝。点烟吗，你必须抽几口，那烟才能着起来；打酒，路上那个小孩不好奇的嘬几口。一来二去，小小年纪，他抽烟喝酒的习惯都沾上了。有一回，我看到家里有一瓶通化红葡萄酒，就请他来家来喝，哪想到这家伙把一瓶都灌了进去，倒在我家地板是睡着了，让我父母抓了个正着，把他抱回了家，我却挨了一通罚站。

毛主席畅游了长江，全北京市的学校就掀了学游泳热。一放暑假，他就起头带我们去什刹海，工体游泳池去游泳。他胆子大，是我们这帮孩子中，第一个自学“成才“，会游了蛙式和自由式的。

毛主席又表扬了打兵兵球的徐寅生懂哲学，孩子们就又轰轰烈烈的打起了兵兵球。没球台，小平就带着我们在院里水泥地上打。

一放学我们就泡在一起，下棋，打牌，……下棋有时他也悔棋，打牌他偶尔也捣个鬼，但那都是为了搞个小“幽默”，而不是纯粹为了赢。不管谁家打酱油，买醋，我们都摽着一块去，连上一号都在一起。我平生抽的头几口烟儿，也是从他那来的。

小平在家干活的时候，他哥在家学习，看书，拉胡琴儿，结果，他哥考上了当时北京东城区重点中学，他却进了一所东城最末流的中学。看来他哥哥是位命定的“天之骄子”；而小平则是个“灰小子”。

刚上了一年中学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小平的出身不是红五类，入不了校红卫兵，他就和几个同学自己组织了一个。我那时在小学六年级，也钻进了他的战斗队，混个红袖章戴戴。记不清是在老毛的一个什麽最高指示下，小平还带着我们跑到了北京远郊的双桥，在当时的北京广播器材厂住和工人们住了一阵子，贴了几条大标语，算是“郑重其事“地搞了一回革命行动。

当时，全国都兴穿戴布的军装，军大衣，军帽，再高级一点的是“将校呢“的，那是一种时髦。谁穿上它，就显得家里和革命粘了边，有“份儿”。为了这个“份儿”，好多家中没有军货的中学生就在北京街头，抢。抢军帽，叫“飞军帽”，因为一般是抢劫者，高速地骑着自行车，从被抢人的身边，嗖地一过，顺手就把帽子抄走了。跟如今有人骑着摩托，抢女士的手包差不多。小平家里没有军源，也没有胆量上街去 “飞军帽“，他选择了，偷！要说小平可不是什麽贪财之徒，想当初，红卫兵抄住在我院的林教授家时，他在一只鞋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,立刻就上了交。当时在我们的眼里，偷军装好像并不是什麽大恶之事，和偷其他的东西不同，穷则思变吗!四人帮搞得我们成天的不学无术，虚荣心可是天生就有的。军装是偷到了，可没招摇几天，派出所的警察就进了门。接下来的事，可想而知啦。

初中毕业分配，幸运之神又点中小平的哥哥，分进了北京的工厂，当了名当时我们所梦想的“工人阶级”。根据当时一家只能留一个子女在京的政策，小平只有远走他乡到内蒙去接受牧民教育的份儿。

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的1978年。我上了大学，度暑假在北京，他已是一个离婚两年,还有个儿子的父亲了。听说，，他因家里没“路子”，身体也没大病，所以还没能返城。而他那总是红运高照的哥哥去年考上了北京的经济学院。有一次，我和小平在院中相遇。要说老朋友见面，至少应该寒暄上几句，但我们只是彼此笑了笑，没搭话。可能都已耳闻了对方的情况，经历没有找到什麽交点吧。我看到了他的眼神，仍然是忧郁的，善良的，微笑中带着苦味儿。我一直想像不出他开怀大笑时会是个什麽样？他有过吗？也许在草原的婚礼上？也许在看到呱呱落地的儿子时？

后来听说他在所有知青都可返城的政策下，终于回到了北京，先在一所中学当大师傅，后来升职管伙房，又结了婚，女方也是个回城知青，这回生了个闺女。我想，这会儿他的小日子肯定过得还可以，酒自然也就越喝越多。我们又在院里照了两，三次面，看他抱着孩子，走的很急，新老婆还在旁边，也没好多问，只说：“还好吧？““嗯,还行“，就擦肩而过，各走各的 “独木桥“去了。

院子拆迁了，小平的父母家和我父母家各搬到了东西，从此，再没见过他。最后听到的消息就是他酗酒过多，走在他父母前头。听到此讯的不久前，我在王府井撞见他哥哥一回，穿戴得有模有样的，告诉我他在一家合资企业当CFO。幸亏，我当时没问他小平如何，不然还真有点儿尴尬。

每当想到小平的早逝，我就替他不平，怨他父母吗？不好说，还是怨天吧。人的命，天注定，天又如此之不公。从小就使一个屋檐下的兄弟，一个上了阳关道，一个下了独木桥。

愿老天，愿天下父母都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平等的生存，竟争机会。

叹息。。。